精神健康妁维生素c，应该是“快乐”。
快乐的时候，我们的神经系统、内分泌系统和免疫系统进入最佳状态。有益的化学信使成群结队沿着大小血管痛快奔忙，为我们清除废料，修补损伤，恢复疲劳、贮存能量。“快乐”真是一种建设性的情绪。
但“快乐”究竟有没有客观指标?譬如说，是不是根据你的财富多少和权力大小，就能对应查出你的“快乐指数”?这样的标准看来是没有的。多少人顿顿玉盘珍馐，但却没有好胃口；住着金窝银窝，可惜彻夜失眠；身边偎红依翠，但偏偏暗疾缠身；一个贫苦农民有了一万元的时候会在梦中笑醒，而一个亿万富翁只剩下一万元时却会跳楼自杀。记得林彪摔死在温都尔汗那年我还正在煤矿劳动，一个工会干部说：“他都位极人臣了，还要什么呀，我们一辈子提个科长就心满意足了。”可见快乐并不一律嫌贫爱富，也不总是趋炎附势。我们常常“只眼红人家鞋好，不知道人家脚疼”。日本有学者把东京大阪街头拍的照片和中国西部小城市街头拍的照片相对照，发现中国人面带笑容的比例高得多。这就应了那句话“我平凡，但我快乐”。当然，快乐也不能说完全靠主观心理体验，基本的条件还是需要的。有人概括为“有事干，有钱花，有人爱”，倒也通俗简洁。特别把“有事干”列为快乐之首，很有几分见地。人的快乐首先来自创造。工作应成为生活的第一原则，而“忙”则是保持健康和快乐的灵丹妙药。一身娇肉懒骨，终日无所事事的人必定百病丛生。不少人退休后就是因为不适应角色转换，精神失去了寄托，一下就“闲”病了。因此，生活永远不能失去目标。同时在追求目标的过程中，时时领略生命的快乐和酣畅，不要等到实现了目标后才去享受生活。
孩子的快乐不需要理由，而我们快乐的理由在于：承认世界不会完美，但生活仍然值得爱——如同隔壁老王爱他有残疾的儿子。烦恼都不是出于对美的追求而是对完美的追求。抱怨生活无聊只能说明自己是个无聊的人。
每当我在谁的悼词中听说他“享年”多少岁的时候就怀疑。其实人的寿命中大都由“享年”、“混年’和‘熬年”三部分构成。我们握拳而来，撒手而去，生于偶然，死于必然。短短一生何其宝贵!每个人都应尽量增大“享年”的比例。
精神健康的维生素D，应该是“爱心”。
人性最深刻的需求是对爱的需求。当我们的心温柔地一动，沉浸在浓浓的爱意中时，我们大脑中的上万种神经肽就会闻风而动，热烈呼应，调整它们复杂的配比，营造出体内理想的生化环境。而这种爱又常常和感激交织在一起——感激养育我们的父母和社会，感激那些为我们提供衣食住行的大众，感激为我们的成功播下最初种子的人们。当我们带着感情看世界，心理的体验就常常会不同。我有一次在写作时听到窗外电钻之声大作，以为是邻居又在装修房屋，便心烦意乱地想过去交涉，但看到原来是儿子和朋友在修理自家厨房的碗柜，便马上感到同样分贝数的噪声不那么刺耳并且可以接受了。说句杀风景的话，从细菌学的观点看，亲吻女友的芳唇其实是比亲吻足球更不卫生的，但加进了爱的成分就会另当别论。
当我们春风得意、百事顺遂时，脾气总会特别好。这是因为自觉命运待我不薄，便产生了回报世界的爱心。而憎恨和愤怒则是一种暴烈的破坏性情绪。古人王兰田写字，“蝇聚笔端”，挥之不去，他在火冒三丈间，竟至于“拔剑逐蝇”。我有一位朋友，饭里的沙子硌了他的牙，竟然气呼呼地非要翻箱倒柜找一把老虎钳把这颗沙夹碎不可。强烈的敌意和报复心首先会啮噬自己的健康。常年在暴跳如雷、恨意难平的情绪中度日，生命是短促的。这不仅是一个脾气和性格问题，还是一个人生姿态问题。留心一下会发现，我们一个时期的心情大致都有一个“背景色调”和“衬底脊乐”，爱就是温热的暖色和深情的旋律。我们的“灵”若能常常陶熔其中，真是如鱼得水了。特别当这种爱化为对别人的帮助和对社会的奉献时，我们从中获得的美好感觉往往胜过其他的精神愉悦。行善是快乐的最可靠源泉。对于我们的“灵”来说，做好事不仅是很高尚的，同时也是很“滋补”的!
孔子说“仁者爱人”。爱的基础是善良。人类天性中最坏的品质莫过于残忍。有一年我在哥本哈根的中餐馆吃饭，很惊奇地听说那里的人是不准在家里——包括餐馆里私自杀鱼宰鸡的，只能到超市买半成品。理由是宰杀动物就和持刀行凶的距离更靠近了。而在武汉的市场上，我却看到过小贩把一只只鹌鹑的皮活活剥下，那些没有皮的小鹌鹑还能血淋淋地站着，依旧二目圆睁。旁边的孩子全都哭了。残忍对“灵”的伤害和扭曲是摧毁性的。我一向对号称饮食文化的中国“十大名吃”感到羞愧难当，什么猴脑，熊掌，驼峰，猩唇，豹胎……任何珍禽异兽在我们眼里都成了一盘莱!SARS的教训莫不是大自然的惩罚？
千万不要把善良都嘲笑为“妇人之仁”，对血腥和暴力产生快感决不会有精神健康。我无意宣扬“君子远庖厨’之类的主张。只是想说充满柔爱的好心肠要比冷酷狠毒的铁石心肠更合乎心理卫生，自然也更能标记我们作为万物之灵的道德高度。小时候背古诗，曾经对两个类似的佳句进行比较：一句说“凭君莫射南来雁，恐有家书寄远人”。另外一句是：“劝君莫打枝头鸟，子在巢中盼母归。”当时就觉得后一句的悲悯情怀要高尚和感人多了。
精神健康的维生素E应该是“宽厚”。
我们所谓对环境的适应，主要是对人际关系的适应。我们的烦恼也大半来自人际关系的紧张。而宽厚、宽容则是处好人际关系的不二法门，它的要义是体谅，理解，讲“恕道”和与人为善。你生活，让别人也生活。清代张英在京做官，老家的人因为砌墙和邻居寸土必争，去信向他告状。张英提笔写了一首诗：“千里修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邻居很惭愧，也让了三尺，于是村里就有了六尺巷。好好琢磨一下这个故事会大有心得的。
每个人的认识角度，利益取向，成长经历，文化背景既然各不相同，怎么可能事事处处都对自己的心思？善于委曲求全显然是一种美德，老虎并不介意于被划归“猫科”的。再说，人非圣贤，谁能无错？自己今天否定昨天的情况也经常发生。所以，只要不涉重大原则，完全用不着过分较真儿。为人尖刻不等于深刻．“彰人之失，显己之明”并不能让人产生敬意。红楼梦里有句话说“聪明太过则不如意事常有”。板桥道人换个说法叫“难得糊涂”。这些前人智慧看来并不过时。因为”一口闲气咽不下”，“一时面子放不下”而锱铢必较，睚眦必报，放纵体内有害的激素狂奔疾走，只能有损健康。况且古人说：“褒三人，则三人之中必有我友之敌；贬三人，则三人之中必有我友之友。”可见人际关系从来十分复杂。轻易树敌招怨，常常给自己增添许多顽固持久、意想不到的应激源。而你的“刁钻难缠”又会成为别人生存的恶劣环境。
我所在的武汉广电大楼曾经安装过一套火灾报警系统，因为灵敏度过高，哪里稍微有点烟它就拉响警报，使人不胜其袭扰。后来把它的灵敏度调低了好多，大楼才算安宁了。我们讲宽厚，也是想把自己应激系统的“灵敏度”调低些，触发的“阀值”提高些，让身体这座“大楼”更平静安宁。如果你确实是一个很敏感的人，那最好把敏锐用于发现和欣赏别人的一言一行之美，一技一能之长。
需要特别提醒的，我们说宽宏大量是一服良药，还应该包括对自己的宽厚。既要能“大赦别人”，也要会“豁免自己”。人的一生充满了失去的机遇和错误的选择，工作失误，行为失当，用人失察，有时在重要场合说了句不得体的话，失手打碎了一件贵重东西，都会久久地陷入懊悔和自责中难以释怀，其实在认真总结了教训后就应该原谅自己，让自己尽快解脱和“过关”。
有种值得特别警惕的“灵魂毒药”便是嫉妒。嫉妒是对别人幸运的一种烦恼。嫉妒心可以容许一个陌生人发迹，但不原谅一个身边的人上升。如果说宽厚是强者的心态，嫉妒便是弱者的激情。当嫉妒唤起的有害激素在体内潜滋暗长，我们的各个器官将浸泡 在它持久的文火煎熬中。因此，陷于嫉妒的 人是比被嫉妒者更加可怜的。
精神健康的维生素F，应该是“坚强”。
从科学的角度看，坚强是我们应激耐受强度和心理承受能力的量度。人生百年，谁也不会总是一帆风顺。社会动荡的严酷岁月自不必说，就是平常的日子，我们也难免“不如意事常八九”。生活总是好时光和坏时光的交替与混合。挫折和失败对于一个人不仅不可避免，甚至不可缺少。“没有挨过饿的人不会有深刻思想。”“人生的交响乐只有加进痛苦的低音才浑厚丰满。”“一个跟头跌出强人。”“少年得志，人生之大不幸也。”人们竟然用千百条谚语赞美挫折和失败，可见它具有特殊的价值。许多企业在招收雇员时就更看重有无失败的经历。不谈“文王拘而演周易”等历史故事了，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中老一辈领导人的坎坷失志，就不会有今天的改革开放。所以，“一个人在困境中能比顺境中学会十倍的东西”，这的确不是夸大其辞。
有副对子说：“能受天磨为铁汉，不遭人嫉是庸才。”我相信坚强的人永远不会有山穷水尽的时候。人类意志中最可敬的品质，便是不论遇到什么挫折、失败甚至苦难，都能指挥自己沉着迎战，撅而复起、越挫越勇。我们的精神大厦不管多么高大华美，如果没有足够的抗灾抗震能力，都是不能算合格的。
以上我们把精神品质的诸多要素比做“灵”的维生素，然而，人的精神总有四季变化，晴雨交替，再健全的心灵也难免会有“感冒”的时候。那么，应该寻找什么途径来缓解紧张、释放压力呢?
我想，我们精神的第一个“减压阀”应该是“放弃”。
有句著名歌词说“该出手时就出手”。其实生活中也常常需要“该撒手时就撒手”。我们的烦恼常常来自期望值过高。大家都爱引用一句话叫“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但生活里的将军却是一万个士兵里才出一个的，其他九千九百九十九个如果都天天叹息“怀才不遇”而“愤世嫉俗”，就更谈不上成为好士兵了。不能每天光想当伟人而不想洗碗。天下之大，能人之多，我们只是沧海一粟。何况“形势比人强”，许多成功需要机遇，也就是各种客观环境因素排列组合中偶尔出现的有利空隙。“竖于几登青史，英雄半在红尘。”这话并非完全是失意者的牢骚。我不同意“命里八尺，难求一丈”的消极思想，但“事到难图念转平”却是讲求现实的。完全被虚幻的抱负所吞没，经常处于遗恨终天的巨大失落中，其实未必值得称道。
此外，人生的目标也不能大多。同时抓两个兔子往往一无所获。从某种意义上，我们生命的能量是一个定数。让它发出一片散光不如用凸透镜聚焦成一个亮点，庶几更能够点燃成功。目标改变太快也会如同不断揉掉一张稿纸重写，而要想“水滴石穿“就不能老去“重滴新坑“。我在主持一个电视台工作之余，根本不敢再染指曾经心爱的小说，也不敢受电视剧的诱惑，只敢把零星时间攒起来，二十年如一日搞点电视科普——其实收缩战线，简化生活，丢些包袱，对于身体来说是在减少应激源，使自己摆脱“腹背应激”和“四面应激”的处境。
与此相对应，悬梁刺股式的过度疲劳和透支体力则是绝对有害的。当我们的手被火烧住时，脑子会接受手的信号，马上反射般下达“缩回”的指令。但困倦、疲劳同样是身体发出的信号，我们不仅置若罔闻，还要反其道而行，不惜动用最后生理储备，把身体推到极限。现在终于开始知道人是会“过劳死”的了。
我最敬重的鲁迅先生“把别人喝咖啡的时间”都用来写作了。然而鲁迅先生却是在55岁上去世的。我常痛惜地想，他是一根两头点燃的蜡烛。如果先生过得稍微从容些，是否不一定会死于盛年?用有限的生命去做无限的事，永远都会忙不完。重要的是学会运筹、取舍和张弛有度。“腾不出时间休息，就要腾出时间生病。”现在许多人年轻时用健康换钱，老了再用钱换健康，这笔账怎么算才更合理?我们过分强调了“成功是苦根结出的甜果”，其实许多成功都是快快乐乐做出来的。对于立身要路的忙人，我的忠告是要学会放权和授权，集中了权力就集中了麻烦。前些天有篇报道说，外商考察一个城市的投资环境时，除了希望有麦当劳、香格里拉饭店、高尔夫球场以外，还希望“有一个星姐天能休息的市长”。他们认为这才是一个城市高效能，低内耗，整体运行良好的过硬标志。
精神的第二个“减压阀”应该是“忽略”。
要为心理“减负”，首先得砍掉一批貌似合理而实标井无意义的应激。汉代孟敏“负甑堕地，不顾而去”。别人告诉他，“你的罐子打了”!孟敏仍然头也不回，他认为“甑已破，顾之何益?”这种精神值得学习。“成事不说，既往不咎。”不去为“定局”再过多操心。还有篇文章的作者说，“飞机猛烈颠簸时我不着急，飞行员拿那么多钱应该由他着急。动手术前我不着急，医生待遇那么高该他着急。只有接到账单后才真正轮到我着急了。”许多事情，如果着急确实于事无补，倒真不如泰然处之的好。
还不妨合理“忽略”对事物的负面思考，也就是学会用正面、积极的眼光看问题。有位母亲，晴天担心卖伞的大儿子生意不好，雨天担心烧砖的二儿子淋湿了土坯。于是没有一天快乐。后来得人指点，晴天为二儿子高兴，雨天为大儿子高兴，于是天天快乐。80岁的人伤感于来日无多，然而，你所盼望的长寿不是已经实现了吗?那些令人羡慕的青年人能否“登上银色年龄的峰巅”还未可知，你应该感到欣慰。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福兮祸兮，依伏难料，能从负面事物中找到并抓住正面因素，的确是重要的人生智慧和心理对策。
精神的第三个“减压阀”应该是“自遣”。
我们少不了有自我解嘲的时候，为内心的压力。“搬梯子下台”。阿Q的精神胜利法固然可笑，担却是一种心理上的本能自我保护措施，和狐狸吃不到葡萄的心态相若。说是自我麻醉也罢，既然肉体疼痛时需要麻药，精神痛苦时为什么一定要拒绝使用呢。
幽默显然是一个更好的帮手。笑作为人类的专利，常常是幽默开出的花朵。我不想重复那些尽人皆知的经典幽默故事。只谈自己亲身经历的一个场合。1997年我到蒙特利尔电视节当评委，市长在颁奖大会上讲话时突然停了点，这样高规格的国际性场合，组织者和满座高朋都十分尴尬。灯光再度亮起，市长接着致辞，他说：“瞧你们这些电视台，发现我的讲话精彩，便赶快打断好来插播广告！”人们哄堂大笑，难堪气氛为之一扫。幽默是豁达开朗的情怀，它能减轻人生的严重性，打开壅塞的精神河床。许多难以面对的事，戴上幽默的眼镜一看便可以”笑纳”了。当然，学会幽默其实并不容易，因为它是人类心智的一种高级形态。人可以假装严肃，却无法假装幽默。
精神的第四个“减压阀”应该是“宣泄”。
有些日本企业，深知想揍老板一顿的人不在少数，便索性把董事长、总经理的头像画在沙袋上：一任职工事打脚踢来出气。这种办法未免太“卡通”了点．。我们有时也需要合理地使用愤怒，在正当场合直抒胸臆，一倾积慷，敢怒敢言，给满腔郁闷一个出路。不要让它存在心中憋出毛病-来。
哭也不失为一个有效的宣泄通道。女人普遍比男人长寿，大约和女人哭泣的次数更多有关。男人尽管同样“泪腺饱满”，但却不能哭，这是出于文化的原因。“男儿有泪不轻弹”，一句话就剥夺了大自然送给男人的宝贵礼物，让他们“有眼泪往肚里流”了。分析因洋葱刺激而流出的眼泪和情感原因流出的眼泪，会发现其化学成分迥然不同。当我们心底涌出的“生命之盐”夺眶而出并在脸上形成“径流’时，便带走了应激产生的诸多毒素；这是一种自我保护机制。同时，眼泪也是对心灵的测试。流泪往往因为其诚。我讨厌一双不会沈泪的眼睛。
宣泄的最有效通道大约奠过于‘倾诉“了。有个童话叫(国王的耳朵)，故事中的理发师知道国王长了一对驴耳朵但却不能说，他的肚子都要憋破了。后来在医生建议下，理发师到旷野上挖了个洞，终于对着洞口痛快地喊出“国王长了个驴耳朵”。中国有句话叫“观棋不语真君子”，可见心里有话而口不能言是一种折磨。“洞见一切又守口如瓶的只有月亮。”那些从事秘密工作的人因此需要特别强的心理素质。倾诉就是倾倒心理垃圾。在这方面女人似乎又多了一个法宝：“唠叨”。许多自杀者如果最后时刻有一个好的倾诉对象，也许就会除掉“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让生命出现全新的转机。
有些位高权重的人，平时高明和正确惯了。他们总是强者和智者，习惯于一言九鼎，谆谆教导别人。自己一旦出现心理障碍，便无从放下身段找到倾诉对象，而只能独自默默承受内心压力。这是需要特别关注和认真研究的。
长期阶级斗争为纲的险恶环境，亲人揭发，日记获罪的往昔噩梦，至今还使不少人噤若寒蝉，对谁都不敢轻易剖诉心迹。加上中国人素来耻于承认自己有精神困扰，而合格的心理卫生工作者几乎凤毛麟角，并常常和政治思想工作相混淆。因此寻求和施加精神援助的机制确实需要尽快在中国建立起来了。
除了“维生素”和“减压阀”外，我们健康的心理还应该有三个依托。第一个依托就是“社会”。
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单独孤立的人根本不可能形成健全的人格。从小在狼群中长大的“狼孩”就再也无法找回正常人的情感。“文革”中有些老干部长期单独关在牢房里不准和外界接触，出来后甚至很长时间才恢复了过去的语言能力。而和平号空间站的宇航员在金属和塑料的狭小密封仓中种植小麦，是为了保持和地球的亲近感。每个人实际上都在以社会为参照，校准自己的行为，同时，我们也靠别人的肯定来认识自身的价值。脱离社会的生活，会成为一个没有坐标和象限的空间。不少象牙之塔里的专家教授，“别人不懂的他懂得，别人都懂的他不懂”，丧失了起码的洞世达情能力。古代学者重视采风，就发现“泼妇骂街常近圣人之言”。那些终日杜门谢客，离群索居的人，往往容易思维怪异，性格孤僻，钻牛角尖。如同穿着绝缘服装的跋涉者，身上会带着高压静电，需要和大地连通；长期紧闭的房间窒息憋闷，需要和大气连通；我们的精神则需要和社会连通，成为一个不断从外界引进“负熵”的开放系统。有篇文章把人的成就比做三角形的面积，认为健康、学识和社交就是三角形的三条边。还有学者主张人的全面发展应该在“德智体”外再加进“群”，“智商”之外更重视“情商”。立言持论都很有道理。
邪教往往利用人们需要“合群”和“认同”的心理诉求以售其奸，我们做研究时不可不察。
这里还想谈谈我们依托社会的一种特殊形式——读书。它包含我们和遥远时代，遥远空间的社会进行沟通。人本尘身，终归尘土，但却穿过重重叠叠的岁月留下了书。这是无数前贤先哲经过浓缩提炼的生命精华，是采集历代百花酿成的蜜糖。书中长存不灭的浩荡正气、闪光智慧和美好情感，都能为我们构建自己的精神殿堂提供最丰富优质的原材料。我们今天生活中遇到的各种境况前人其实都曾经遇到，并在书中写下了不同的应对选择和得失评估。我们常常有这样的体验，一本书能使人茅塞顿开，甚至改变一个人的人生轨迹。所以，书是蓄藏着巨大能量的。任何耗散结构系统需要物质交换、能量交换、信息交换，从这个意义上，书籍是我们每个人精神世界引进“负熵’的无尽源泉。“要警惕那些只读过一本书的人”，说的是不能局限在某个知识的碎片上，而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然后在更宏大的坐标系中定位自己——我们又回到开始时说的不为“茶杯里的风波”烦恼了。
健康心理的第二个依托应该是“朋友”。
我们到一个遥远而陌生的城市去，一想到那里有个朋友，就会顿时对这个城市整体产生温暖和亲切的感觉。不管我们的朋友在这个城市多么微不足道。“相识满天下，知心能几人”，友谊是一笔人生财富。也是我们最重要的心理安慰和依傍。
齐国管仲和鲍叔牙的生死不易之交，楚人俞伯牙、钟子期的高山流水之情，都成为历史上流传千古的佳话。中华文化历来重友谊，并把朋友区分为道义之交，学问之交的诤友，畏友和势利之交，酒肉之交的腻友、狎友。“知其人，观其友。”“要做好人，须交好友，引酵若酸，哪得甜酒?”亲密的朋友常常对形成一个人精神品格起重大作用，乃至成为自我精神的延伸。我们有太多的东西需要朋友分享和分担。有些话可以瞒着父母妻子，但却愿意对朋友诉说，可见朋友在精神生活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
古人感慨说：“仗义每从屠狗辈，负心多是读书人。”这和今天有人叹息的“真诚只在低智商的人中才能找到”很有些遥相呼应。可见真诚是友谊的灵魂。当然，不讲原则的拜把兄弟，两肋插刀曲江湖义气只能算友谊的畸形。
人的一生中，无论结交朋友带来的温暖还是友谊破灭带来的心碎，在我们应激反应中都占有巨大份额。热情使人得到朋友，冷静使人保持朋友，要求没有缺点的朋友就没有朋友。而“弃友”则是人生道路上严重的事。敌人可以成为朋友，朋友一旦成为敌人，就很难再成为朋友了。
有人身居高位，在前呼后拥中反而感到特别孤独寂寞。这便是因为“爬得高了，难免缺氧”。心理的障碍其实出于对社会和朋友的琉离。
健康心理的第三个依托无疑是“家庭”了。
恩爱始于家庭，除去其中的封建糟粕外，中国传统的孝道实在是一种仁乡美俗。连父母都不爱的人，还能有什么道德底线呢?因此，把“不孝不交”作为选择朋友的标准是大体不错的。
人的精神品质中为一生定调的东西，常常是幼年时代在家庭中形成的。所以阴郁、残缺的家庭会让孩子带着永久的精神创伤，而温馨、明朗的家庭则能赋予孩子终生的健全人格。
自从人类发明了家庭，就把它当作心中温柔的港湾和安全的庇护所了。有句话说“只有家能救男人”。在人生战场上哪怕遍体鳞伤，回到家里终归还能得到抚慰。“文革”的残酷性就在于一直摧毁了人性的最后领地。许多人自杀，都是因为家庭和亲人的背叛，才彻底破灭了活下去的信念。 我们今天很大比例的烦恼和痛苦，仍然来自后院失火和祸起萧墙。原本平安的家庭因为中了大奖而导致亲人反目的事已经屡见不鲜。可见钱既能给家庭解决问题，也能带来问题。至于如何赡养老人和对男女双方父母“一碗水端平”，其实只要想一想你希望儿女将来如何对待自己，许多复杂的“家务事”便都迎刃而解了。“父不忧心为子孝，家无烦恼因妻贤。”二十多年前我写小说时就引用过这句诗。
家庭的核心价值在于稳定。这是我们心理稳定的重要保证。尽管现在“新新人类’的许多观念让人目不暇接了，但我相信东汉粱鸿、孟光举案齐眉的故事还将会作为美谈流传下去。卓文君看到司马相如的小便招蚂蚁，便亲口去尝他的尿，于是发现了丈夫的糖尿病。不由让人想起一句袁枚的诗：“千金总买芙蓉笑，一病方知结发亲。”今天也有句类似的大白话：“妻子是伺候你的女人，情人是你伺候的女人。”我相信没有哪国的学者把与日俱增的离婚率视为社会的福音。如果世界上由儿童说了算，就不会有离婚。“爱孩子的最好办法，是爱他的母亲。”这些说的显然都是除了一时感情外，还要考虑社会责任。现在的离婚手续是更简单了，但家庭解体给不止一人带来的巨大精神消耗和心理创伤却没有因此而变得简单。
“一个家没有的是流浪汉，有两个家的是浪荡鬼。”在茫茫人海中找一个“生死可托，患难可持”的伴侣并营造一个稳定幸福的家庭，是防范心理危机发生的最可靠保障。最后还想说几句生活习惯对精神健康的影响。好的习惯对人生是无价的。单说一个“勤洗手”，就能让一生少得许多疾病。对于应激来说，最坏的习惯是生活无秩序。我几十年间多次发火都出在一个“找”字上。临去机场找不到身份证，出门找不到钥匙，上公园找不到相机，写文章找不到底稿，炒菜找不到酱油……每次不知耗费了多少时间，破坏了多少情绪。有次会议住北京的一个宾馆，我亲眼看见有位领导临上主席台做报告前还是一副瘪嘴，为满屋找不到假牙气得七窍生烟。古人说“少成若天性，习惯成自然”。如果能养成东西放在固定地方这一个好习惯，一生就不知能省去多少烦恼，消除多少应激。再譬如“不说谎”，“勤笔免思’’之类，也都具有很高的推荐价值。
我们越讲越像在谈人生修养了。其实，一本归宗，“修身”和“养性”从来是相辅相成的。至于究竟该如何确保精神卫生和心理健康；这应该是一个系统严整，分支众多，有典有则的犬科目，决非以上管蠡之见所能窥测其万一。我们在家精心饲养各种小动物的时候，其实都在实践着“生物管理学”。而究竟如何“饲养”好自己，实际上也是更高级的“生物管理学”。当我们自觉选择了科学的生活方式，并牢牢抓住精神这匹“天马’’的缰绳时，我们便能达到“身心双健，灵肉相得”的人生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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